人法是主权者[无论这个主权者是单一的一个君王，还是全体的人民]意志的一种表达，人法的效力来源于主权者的赋予。

法教义学方法中的法律解释、法律漏洞填补、一般性条款（概念）的特殊适用等，构成欧陆法系的法律方法。按苏力的说法，这正是遇到新问题、无法从法律中找到现成答案之际，行外人怎么处理呢？如果是行外人，知道该从哪些地方来获得帮助吗？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情况下，法律人的思维仍然会使他们质疑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能否成为撤销学位的理由？此处产生了一个正当程序的问题，由谁来完成一个举证和质证的程序呢？合乎法律思维习惯或法律思维常理的做法是：由学位委员会指定或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来负责证据收集、审查、质证的程序，最后就是否有打架的事实、是否道德败坏以及是否构成撤销学位的理由，作出一个判断结论，再提交给学位委员会投票。

如果说外行人依法行事也是法律思维的话，那么在没有法律的前提下，他们还能够依法吗？依什么法行事呢？现在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我们假定一个事案正在被讨论中，同时它是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的。[73]吴经熊评价霍姆斯时，将其与莎士比亚作比较，他说像莎士比亚一样，霍姆斯是一个对世界的哲学的深思者，对他来说宇宙是无限的，……他们在寻常中发现了深刻意义，在貌似庄严中发现了平常。其实我们认为法律人存在一种法律思维，并不否定不同国家的法律人有差异，也从来不否定同一国家的法律人在法律思维方法上有熟练水平的差异。法律人的正义感的标准在于他容忍制定法之不正义的困难程序，外行人的正义感的标准在于他究竟是否能够容忍处于法的安定性利益中制定法的不正义。因此，苏力在许多场合表现出不支持法官的职业化和法律活动的职业化的倾向。

即使是低程度，也掌握了一些法律思维方式。正确的、合乎法律人的思维的方法是：把受害人概念纳入法解释学方法之中进行涵摄（Subsumere），就是对照规范（大前提）与事实（小前提），在事实与规范两者之间往返流转（恩吉斯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的眼光的往返流转）或穿梭来回（王泽鉴）或左顾右盼。李·爱泼斯坦（Lee Epstein）教授等人主张广义的理解，包括任何涉及真实世界法律数据的研究，不一定运用统计和计量分析工具，数据的采集范围和数量也不必庞大。

美国近些年对影响美国法官断案因素的计量研究众多，却被认为总体价值甚微，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负面影响。即便使用数据，也不对其进行计量分析，既包括个案研究，也包括了比较简单的量化研究。[66]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及其Thomas Miles ＆ Cass Sunstein, Do Judges Make Regulatory Policy?，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hevr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ume 73, Summer 2006。

同时参见该期刊的官方网站，载http://www. bepress.com/til/，最后查询日期：2010年7月9日。[60] 对学术研究而言，中国政府公开信息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公开信息的质量，极端的例子是权威统计数据造假。

一手数据固然最为可靠，但其高昂的采集成本和对采集者专业化人力资本的要求使得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使用甚至是广泛依赖于二手数据。美国和国内法律经济学者在谈及实证研究时，也涉及上述两类路径。波斯纳也批评了对已有理论著述（literature）进行修订、完善和批判的研究思路，倡导以问题（a problem）为中心、广泛使用各学科的研究理论和工具，参见他对贝克为法律经济学所作贡献的评价：Richard, Posner： Gary Beckers Contributions to Lawand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2, No. 2（Jun.，1993），pp. 211－215。[56]郭云忠：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研讨会综述，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因此，法经济学案例研究呈现了另一个特征：中国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视线投向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和替代法律制度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中国特有的实例。但在1996年出版第一集时，刊登的作品均为经济学家所作的案例研究。同时，中国的法律研究与美国的法律研究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流动和竞争关系，中国不必在这一研究领域追随美国的研究规范和标准。而且，这一自发秩序的边界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国的学术范围。

[62]汪劲主编：《环保法治30年：路往何方—中国环保执法（1979-2009）问题研究》（未发表报告）,2010年4月，第62页。一、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两条路径 法律经济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对高度抽象的传统法理学和理论经济学的一次颠覆，带有浓烈的实证主义色彩，[13]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非实证的法律经济学。

第三种方法是试验的方法，美国的行为法律经济学大量运用了这一方法来收集数据。同时感谢该杂志目前三位编辑中的两位Thomas Miles及Eric Posner就此进行的详尽解释。

[65]因此，对中国学者而言，法律经济学计量研究的上述限制和不确定性与其巨大成本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中尤为突出。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更是如此，无论是案例研究还是计量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套用美国现存的法律经济学理论框架和模型来解释中国的法律现象。[4]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全国各大学纷纷建立，[5]以学科介绍或以中国法律制度为基础的法律经济学教科书也已陆续出版，[6]各法学院也开设了与之相关的课程并招收法律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因此，本文只试图对其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趋势作一定描述。[35]例如，目前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小产权房。数据和这些假说之间的桥梁则是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模型和工具，特别是统计回归分析工具。

然而，学者的另一使命是和本土社会之外更广泛的学者群甚或是更广泛的受众对话，让本土之外的社会了解中国社会，吸纳本土之外的观察和意见，丰富整个世界的智识。法学家对计量经济工具和其他社会科学实证工具的使用仅仅是法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辅助方法。

[59]但政府的信息公开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其执行情况似乎并不乐观。周林彬：中国法律经济学的实务研究问题，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10期。

[42]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以司法的影响力切入》，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37]长期受法条解释的传统训练，中国的法学家可能并不能自然地将非正式，甚或是违法行为作为法学研究的对象。

[55]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尚待提高。计量研究程序和过程的科学性赋予了法律实证研究新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但其研究质量和学术贡献必须面对更为专业化和标准化的考量。这一策略因为要推翻常识，排除大量的变量来论证新假说，其论证难度可想而知，其最终结论通常也会引入大量的限制和有待进一步测试的假设，从而减弱其重要性与创造性。例如，北京市环保部门和美国大使馆均对北京的大气可吸入颗粒物进行监测并公布了数据。

但廓清路径的目的不是要产出八股文，更不是为新一轮的划地盘提供依据。[66]法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的事业，其有效性及合法性根植于一个法域的地方性制度环境及其文化和生活传统之中，发掘法律研究的本土资源自是不可怠慢的使命。

[11]然而，定量和定性的区分未能充分揭示出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中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因此无法帮助我们看清其在中国所面临的不同困难与机遇。[38]徐昕：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证人在转型中国司法过程中的作用，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对法律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美国法律经济学界的迅速发展和在中国的萌芽，均证明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吸引力。参见何挺：法律实证研究中的实验方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但这就为概括性的评述带来一个难题：概括性过强将难以避免空洞和缺乏建设性的评论，对具体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作出微观的评述则失去了概括性评述本身的意义。[8]参见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与中国的这一制度背景相关，违法行为、所谓的法律规避行为和法律缺失状况下的自发性制度安排与法律制度至少是并驾齐驱，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性素材。[50]对此采取格外谨慎的态度与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化的发展程度也是相称的。

该丛书的第1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另一类则是用回归分析来挑战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和假说或是提出替代假说，这一类研究更具创造性，通常也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因此多被国内学者所采纳。

这一技术限制虽然是研究方法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体现，却会给学术研究的创造性带来两方面的影响。[10]例如，王娇、赖正均：实证研究在法经济学分析中的运用现状探析，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1期。

波斯纳本人及其长期的合著者兰德斯教授在过去3年也一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长达一整年的司法行为讲座（workshop on judicial behaviors），讨论这一领域的计量研究论文。第一条路径是运用计量经济分析工具对法律制度运行和执行效果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研究（empirical law and economics）。